目  錄

1.特別代表人訴訟一次性化解證券群體性糾紛

投資者與某科技公司等證券虛假陳述責任糾紛調解案

2.全國首例投保機構代位追償董監高案成功化解

中證投服中心、某股份公司與張某虹等損害公司利益責任糾紛調解案

3.首創“示范判決+專業調解+司法確認”機制與公司破產重整一體推進

投資者與某科技公司證券虛假陳述責任糾紛調解案

4.首創概括性先行調解承諾機制助力民營企業高效解紛

投資者與某資源公司等證券虛假陳述責任糾紛調解案

5.“示范判決+支持訴訟+專業調解”化解國有企業群體性糾紛

投資者與某實業發展公司等證券虛假陳述責任糾紛調解案

6.“跨域協同+示范調解”化解科創板證券群體性糾紛

投資者與某科技公司證券虛假陳述責任糾紛調解案

7.訴訟與行政執法當事人承諾制度等有機銜接助推實質解紛

投資者與某技術公司等證券虛假陳述責任糾紛調解案

8.“司法+調解+保險”協同破局證券群體性糾紛

投資者與某集團公司證券虛假陳述責任糾紛調解案

9.數字賦能助力退市上市公司高效化解證券群體性糾紛

投資者與某智能系統公司證券虛假陳述責任糾紛調解案

10.“雙軌調解”首次成功化解新三板操縱證券市場糾紛

投資者與某機械公司等操縱證券交易市場責任糾紛調解案

 

 

某科技公司系在上海證券交易所科創板上市的公司。2023年4月，中國證券監督管理委員會（以下簡稱“中國證監會”）作出行政處罰，認定該上市公司在證券發行文件中隱瞞重要事實、編造重大虛假內容，其2020年年度報告和2021年年度報告亦存在虛假記載和重大遺漏。2023年4月，上海金融法院受理12名投資者起訴該上市公司及相關責任人的證券虛假陳述責任糾紛案。同年6月，上海金融法院決定適用普通代表人訴訟程序審理，并于7月轉為特別代表人訴訟程序。中證中小投資者服務中心有限責任公司（以下簡稱“中證投服中心”）代表全體適格投資者提起訴訟，請求判令該上市公司等主體承擔民事賠償責任。

該案最終在法院主持下達成一攬子和解，主要采用以下方法：一是依法厘清責任。依法明確上市公司及實際控制人承擔主要責任，并敦促發行人、董監高、中介機構等各方主體主動擔責，按照行為性質、過錯程度承擔相應賠償責任。二是程序保障充分。兼顧公平和效率，完善各項訴訟機制最大程度保障原告投資者對群體性訴訟的知情權、參與權、異議權等。三是堅持合作共贏。積極引導責任主體以賠付取得諒解，同步開展行政和解，統籌協調案款保全和賠款發放，在保障中小投資者權益、有效控制證券市場風險和保障市場秩序平穩有序之間尋求最佳利益平衡點。四是實質化解糾紛。發揮中證投服中心橋梁紐帶作用，充分考慮原被告調解意愿，兼顧各方責任輕重、償付能力、行業聲譽、后續追償等因素，通過和解方式高效、終局化解糾紛。最終，中證投服中心代表7195名適格投資者共獲賠償2.85億元。

該特別代表人訴訟案系中國證券集體訴訟和解第一案。上海金融法院秉持“懲治首惡”和“實質解紛”并重的原則，在民事調解書中明確上市公司及實際控制人承擔主要責任，體現了人民法院堅決貫徹落實黨中央、國務院對資本市場違法犯罪行為“零容忍”的精神和要求。投保機構積極有效履職，法院引導各方責任主體各擔其責，雙方協作推動糾紛以和解方式高效、終局化解，努力實現中小投資者權益保護和有效控制證券市場風險之間的平衡。

某股份公司系在上海證券交易所主板上市的公司。2016年7月，中國證監會作出行政處罰，認定該上市公司2013 年年度報告存在虛增利潤等信息披露違法行為。數千名投資者陸續對該上市公司及相關責任人提起證券虛假陳述責任糾紛訴訟。截至2023年2 月16日，該上市公司已根據生效民事判決向投資者支付賠償款共計3.35億元。原告中證中小投資者服務中心有限責任公司（以下簡稱“中證投服中心”）作為中國證監會依法設立的投資者保護機構，持有該上市公司100股股票。2021 年9月8日，中證投服中心以股東身份代位該上市公司向上海金融法院提起股東派生訴訟，向張某虹等相關責任人追償該上市公司向投資者胡某賠付所產生的損失86萬余元。同年11月18日，該上市公司作為原告向張某虹等相關責任人提起另案關聯訴訟，請求支付其在證券虛假陳述責任糾紛系列案件中向其余投資者支付的民事賠償款3.35億元。

為一次解決糾紛、避免程序空轉，主要采取以下步驟推動糾紛實質性化解。一是查清事實、防止訴累。上海金融法院依職權將十余位簽字董監高及審計機構均追加作為第三人，便于查明案件事實。在全面衡量所有利害關系人過錯和原因力的基礎上，終局性地確定連帶責任人的內部責任份額，避免當事人訴累。二是明析法理、以審促調。上海金融法院在厘清董監高和中介機構各自責任范圍的基礎上明析法理，中證投服中心給予積極配合，使得各方當事人充分認識訴訟風險。經過幾輪協商，初步達成控股股東張某虹向該上市公司全額賠付損失的調解意向。三是嚴格把關、全面審查。上海金融法院嚴格把關防止調解協議履行過程中產生二次爭議。從程序上看，調解方案經過公司有權機關決議。從基礎事實上看，查明公司主張的對外賠償款屬實。從定性上看，雙方協商由張某虹全額支付該筆賠償款符合法律規定。法院遂將兩案糾紛一攬子化解，該上市公司獲得全額賠償。

該案系全國首例由投資者保護機構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證券法》第九十四條新規提起的股東派生訴訟，也是上市公司因證券欺詐被判令承擔民事賠償責任后，全國首例由投資者保護機構代位提起的向公司董監高追償的案件。在資本市場全面實行注冊制改革的背景下，中證投服中心提起的這起全國首例股東派生訴訟案件以及關聯追償案件對于壓實相關主體責任具有重要的示范意義。該案促使控股股東向公司全額賠償損失，起到了震懾“關鍵少數”的積極效果，有效維護了中小投資者的合法權益。

某科技公司系在上海證券交易所主板上市的公司。2017年，中國證監會作出行政處罰，認定某科技公司在2004年至2014年年報及2015年半年報中未依法披露重大關聯交易事項，構成信息披露違法行為。行政處罰作出后，共有3104名投資者向上海金融法院提起訴訟，要求某科技公司賠償因虛假陳述導致的投資損失。群體性糾紛化解期間，北京市第一中級人民法院于2022年9月27日裁定受理對某科技公司的重整申請，于2022年12月26日裁定確認某科技公司重整計劃執行完畢，并終結公司重整程序。

該群體性糾紛涉及投資者眾多，糾紛化解期間某科技公司經歷重整程序，糾紛化解周期長，難度大。法院與調解組織創新糾紛化解方式，合力推動3071件糾紛以調撤方式化解。一是首創示范性判決全鏈條群體性糾紛化解機制。上海金融法院選取該系列案中具有代表性的示范案件先行審理、先行判決。示范判決生效后，發揮示范案件的引領作用，對與示范案件具有共通的事實爭點和法律爭點的其他案件，委托中證資本市場法律服務中心等調解組織開展專業調解。達成調解協議后，法院根據當事人的申請進行司法確認。1251件糾紛以調撤方式化解。二是構建多元主體破產重整協同機制。某科技公司重整期間，上海金融法院將糾紛化解與破產重整通盤考量，與破產案件審理法院及破產管理人建立協同機制，共享損失核定數據，推動投資者債權申報及破產管理人審核流程的簡化。中證資本市場法律服務中心于兩周內對970名投資者出具損失核定意見書，助力投資者快速申報債權并獲償。三是統籌破產重整方案推進糾紛化解。某科技公司重整成功后，上海金融法院與中證資本市場法律服務中心加強協作，充分考慮某科技公司重整方案、實際賠付能力以及以股抵債執行時間等因素，科學擬定后續糾紛調解方案，統籌兼顧重整后某科技公司的有序經營以及投資者利益盡快兌現，850名投資者所涉糾紛高效化解。

該案為全國首例適用示范性判決全鏈條群體性糾紛化解機制的案件，以調撤方式化解糾紛3071件，調撤率達99%，可為證券群體性糾紛的高效化解提供經驗借鑒。針對某科技公司破產重整的特殊情形，法院聯合調解組織、某科技公司破產管理人等主體共建協同機制，共享損失核定數據，助力投資者快速申報債權，實現群體性糾紛化解與破產重整一體推進，取得良好效果。對于重整期間未化解的糾紛，法院與調解組織共同擬定調解方案，既實現投資者合法權益快速保護，也為破產重整企業破困重生提供助力，為資本市場風險化解提供了可復制的實踐樣本。

 

某資源公司系在上海證券交易所主板上市的公司。2021年，中國證監會上海監管局作出行政處罰，認定某資源公司未及時披露重大合同重大進展情況，構成虛假陳述。461名投資者向上海金融法院提起訴訟，要求上市公司及相關責任人賠償因虛假陳述導致的投資損失。

該群體性糾紛的被告為大型民營企業。為充分保障投資者合法權益，同時減輕雙方訴累，法院與調解組織協同推動群體性糾紛高效化解，調撤率達92%。一是創新征詢機制，引導調解先行。為引導證券糾紛多元化解，簡化個案征詢流程，上海金融法院在全國首創概括性先行調解承諾機制并積極推廣。經引導，某資源公司在示范判決生效后，主動向法院遞交承諾書，承諾后續同類案件均參照示范判決先行調解。二是釋明高效規范，全力開展調解。上海金融法院將系列案件委托中證資本市場法律服務中心開展調解，調解員向投資者充分釋明示范判決、解釋損失計算標準，在短時間內促成大量投資者參照損失計算標準與上市公司簽署調解協議。三是在線訴調對接，助力快速賠付。通過最高人民法院與中國證監會的“總對總”在線訴調對接平臺、上海法院一站式多元解紛平臺及上海金融法院投資者司法保護綜合平臺，法院與調解組織實現了高效對接。群體性糾紛平均調解時長48天（含損失核定），調解流程快捷便利，投資者通過調解快速獲賠，糾紛得到妥善化解。

為營造和諧共贏的市場環境，提升群體性糾紛化解效率，上海金融法院在全國首創并持續推廣概括性先行調解承諾機制，引導金融主體在爭議發生后優先選擇調解方式化解糾紛。該案系大型民營上市公司首次主動向法院遞交承諾書，同意以示范判決為標準，通過調解方式化解群體性糾紛，對于后續同類案件起到了積極示范作用。該案化解過程中，法院與調解組織協調聯動，高效對接，不僅切實維護了投資者合法權益，也有助于民營企業節約訴訟成本。該案的化解有助于健全民營經濟領域糾紛多元化解機制，助力法治化營商環境的持續提升。

某實業發展公司系在上海證券交易所主板上市的公司。2024年，中國證監會上海監管局作出行政處罰，認定某實業發展公司2016年至2021年年度報告虛增營業收入及利潤，構成虛假記載。中證中小投資者服務中心有限責任公司（以下簡稱“中證投服中心”）支持吳某等12名投資者向上海金融法院提起訴訟，另有260名投資者提起訴訟，要求某實業發展公司等主體賠償因虛假陳述導致的投資損失。

該證券群體性糾紛的成功化解得益于法院、中證投服中心和中證資本市場法律服務中心“三管齊下”形成工作合力。一是示范引領，提起支持訴訟。中證投服中心依法研判并綜合考慮案件違法事實、重大性、被告償付能力等因素，支持12名投資者訴至上海金融法院，向某實業發展公司求償200余萬元，為后續更多投資者提起的訴訟提供示范樣本。二是協商共治，引導調解優先。某實業發展公司系國有控股上市公司，上海金融法院以推動將證券糾紛多元化解納入上海證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規則》，將“鼓勵優先采用和解、調解的方式解決證券虛假陳述糾紛等群體性訴訟”納入《上海市國資委監管企業案件糾紛和解調解操作指引》為契機，積極引導某實業發展公司在示范判決作出前主動向法院遞交概括性同意先行調解承諾書，同意全部糾紛以“示范判決+專業調解+司法確認”全鏈條群體性糾紛化解機制化解。三是各司其職，推動高效解紛。上海金融法院作出示范判決，確定法律標準，并于示范判決生效后將系列案件委托中證資本市場法律服務中心進行調解。調解員基于示范判決逐一解答投資者疑問，耐心溝通引導促和。最終，某實業發展公司與249名投資者簽訂調解協議，自愿賠付5,600余萬元，群體性糾紛調撤率達98%。

該案由中證投服中心支持部分投資者提起訴訟，法院作出示范判決后，由中證資本市場法律服務中心推動糾紛調解，系首例采用“示范判決+支持訴訟+專業調解”方式化解群體性糾紛的案件。為提升市場主體糾紛多元化解意愿，上海金融法院與金融基礎設施、行政監管部門、投資者保護機構等主體加強協作，通過多種方式為市場主體選擇多元解紛提供制度保障。該案國有控股上市公司選擇以調解方式高效化解群體性糾紛，有助于凝聚調解優先共識，具有良好示范效應。

 

 

某科技公司系在上海證券交易所科創板上市的公司，注冊于浙江省。2022年4月，某科技公司發布2021年年報，其年報內容與年初發布的業績快報無實質差異。后某科技公司對業績快報和年報中提及的財務數據進行更正，并因此被中國證監會浙江監管局行政處罰。中國證監會浙江監管局認定該上市公司存在虛減營業成本進而虛增利潤的違法事實，因財務造假導致上市公司披露的2021年年報存在虛假記載。23名投資者因上市公司的虛假陳述行為產生損失，遂起訴至法院，要求上市公司及相關責任人賠償因虛假陳述造成的損失，涉案總金額達49萬余元。

該證券群體性糾紛通過“三步走”方式成功化解。第一步，跨域協同，引導先行調解。上海金融法院與某科技公司屬地證監局主動聯系，排摸案件可能涉及的投資者數量、上市公司經營情況等信息，積極釋明引導增強調解意愿。最終該上市公司向法院遞交概括性同意先行調解承諾書，承諾后續同類案件均按照既定標準先行調解。第二步，全面考量，擬定調解方案。上海金融法院綜合該案違法事實和處罰細節，并充分聽取雙方當事人意見后，認為上市公司故意財務造假，其業績快報包含該財務造假信息，且符合重大性要件，預測性信息不受安全港原則保護，應當承擔賠償責任。法院與中國證監會浙江監管局、中證資本市場法律服務中心綜合評估形成糾紛化解方案。第三步，示范引領，開展聯合調解。首案確立和解標準后，上海金融法院將系列案件委托中證資本市場法律服務中心、浙江證券業協會開展聯合調解，由調解員向投資者解釋損失計算標準，引導投資者參照首案損失計算標準與上市公司簽署和解協議。最終上市公司以損失核定金額為基礎，與23名投資者全部達成和解，并按照和解協議的約定及時支付了賠償款項。

該案系首例運用示范調解機制化解證券群體性糾紛的典型案件。某科技公司屬于環保高新技術企業，獲得過多項發明專利。法院、金融監管部門、調解組織充分運用跨域協同聯動化解機制，形成解紛合力，在無示范案件參照的情況下，審慎確定和解標準，促使23件糾紛一攬子化解，無一案件進入審理程序。投資者平均獲賠時間1個月左右，實現了科創板上市公司“輕裝上陣”與中小投資者快速獲賠的雙贏多贏共贏。

某技術公司系在上海證券交易所科創板上市的公司。2023年，中國證監會作出行政處罰，認定某技術公司構成欺詐發行以及信息披露違法違規。2023年5月26日，由保薦機構、律師事務所、兩家會計師事務所等四家中介機構出資設立先行賠付專項基金，對因虛假陳述導致損失的投資者進行賠償。后中國證監會分別與四家中介機構簽署行政執法當事人承諾認可協議。2024年9月，中國證券投資者保護基金有限責任公司發布公告開放承諾金申領渠道，投資者可申領承諾金金額與先行賠付方案一致。在上述非訴解紛機制運行同時，814名投資者訴至上海金融法院，要求某技術公司及中介機構承擔侵權賠償責任。2023年12月25日，上海金融法院作出判決，認定某技術公司虛假陳述的揭露日為2022年2月12日，并判決駁回非適格投資者的全部訴訟請求。

該證券群體性糾紛系首例疊加適用“先行賠付+行政執法當事人承諾”機制的案件，法院積極推動訴訟程序與非訴解紛機制有機銜接，促成773件糾紛實質化解。一是通過示范判決確定適格投資者范圍。部分投資者對先行賠付方案賠償標準未經司法程序認定心存疑慮，上海金融法院及時通過示范判決方式對揭露日作出認定，合理界定適格投資者范圍，并引導67名非適格投資者撤訴，節約訴訟成本。二是充分釋明先行賠付特約條款。對于已獲先行賠付投資者提起的訴訟，上海金融法院與中證資本市場法律服務中心積極釋明，根據先行賠付專項基金特約條款約定，投資者接受賠付后相關索賠權利業已轉讓，從而引導投資者理性維權，706名投資者撤回起訴，相關糾紛得以實質化解。三是主動提供承諾金申領信息。對于雖未參與先行賠付，但后續接受先行賠付方案的適格投資者，及時告知行政執法當事人承諾金申領信息，為投資者維權提供多維路徑，將非訴訟糾紛解決機制切實挺前。

該案為全國首例銜接適用先行賠付與行政執法當事人承諾制度的案件，高效率地保護了投資者的合法權益，充分體現了多元解紛對于化解證券市場矛盾糾紛的重大意義。在非訴解紛機制切實挺前的同時，因投資者同時借助多種途徑尋求救濟，導致糾紛難以實質化解。對此，上海金融法院通過示范判決及時界定合格投資者范圍，進一步穩定投資者預期，同時聯合調解組織共同甄別區分投資者類型，積極引導投資者理性維權，依法保障多元解紛效果，確保糾紛化解實效。該案對各投資者保護機制的有機銜接進行了有益探索，有助于推動各機制形成合力，更好發揮投資者保護效能。

某集團公司系在上海證券交易所主板上市的公司。2022年，中國證監會作出行政處罰，認定該上市公司存在未按規定及時履行信息披露義務以及2020 年年報虛假記載兩項違法行為。194名投資者向上海金融法院提起訴訟，要求某集團公司賠償因虛假陳述導致的投資損失，涉案總金額達698萬余元。

系列案件以“司法引導+調解主導+保險共擔”為核心，創新證券糾紛全鏈條化解新模式。一是司法引導，推動先行調解。上海金融法院聯合上海市國資委、中證資本市場法律服務中心開展專項研判，發現該集團公司曾購買證券虛假陳述相關責任保險，具備引入保險公司參與糾紛化解的基礎。經充分釋法說理，該集團公司優先選擇以調解方式化解糾紛，并推動保險公司全程參與調解程序。二是調解主導，高效化解糾紛。針對群體性證券糾紛法律事實及爭議具有共通性的特點，上海金融法院選取示范案件先行審理，明確虛假陳述行為重大性、投資者損失因果關系等核心法律問題。后續系列案件，中證資本市場法律服務中心組建調解專班，對糾紛分類處置，標準統一適用，批量組織投資者與該上市公司以在線方式達成調解協議。三是保險共擔，實現風險分散。保險公司參與了調解方案的形成過程，在某集團公司完成對投資者賠付后，快速啟動理賠程序，實現風險分散，促成糾紛的實質性化解。最終，194件案件通過先行調解方式成功化解。

該案系上市公司責任保險深度嵌入證券群體性糾紛調解的標桿案例，凸顯重要創新價值，對完善資本市場風險分擔體系具有重要意義。法院與調解組織聯合投資者、上市公司、保險公司等多方主體參與調解，經多方協調最終推動調解方案形成。通過激活證券虛假陳述責任保險功能，將保險公司納入調解過程，既保障投資者快速獲賠，又保障上市公司正常經營，實現風險社會化分散，可為群體性糾紛化解提供新思路。

某智能系統公司系在深圳證券交易所創業板上市的公司。2022年，中國證監會上海監管局作出行政處罰，認定某智能系統公司2017年年度報告存在虛增營業利潤等虛假記載行為，構成虛假陳述。361名投資者向上海金融法院提起訴訟，要求某智能系統公司賠償因虛假陳述導致的投資損失。群體性糾紛化解期間，因某智能系統公司連續四年凈利潤為負并觸及重大違法強制退市情形，深圳證券交易所于2023年4月20日決定終止該公司股票上市。

該群體性糾紛的被告為退市公司，為充分保障中小投資者合法權益，上海金融法院和中證資本市場法律服務中心通力協作，多次研討化解糾紛的最優路徑。一是全要素前端疏導，宣導調解優勢。示范判決生效后，上海金融法院積極運用法院自主開發的證券虛假陳述責任糾紛要素式數字場景，以可視化形式向被告展示群體性糾紛全要素信息，某智能系統公司據此預估賠償規模及訴訟成本后，自愿選擇以更經濟的調解方式化解全部糾紛。二是全方位審慎評估，定制調解方案。上海金融法院將系列案件委托中證資本市場法律服務中心進行調解。考慮到上市公司退市后財務狀況緊張、短期內全額償付能力受限，調解組織采取“時間換空間”的調解模式，根據投資者不同需求定制調解方案，在保障投資者權益的同時，兼顧保障公司維持正常生產經營，推動306件糾紛以調撤方式化解。三是全鏈條數字賦能，打造線上閉環。上海金融法院借助數字賦能，以全在線方式完成股票交易記錄調取、委托損失核定以及與投資者信息交互。投資者可“一站式”了解示范案件判決結果、下載損失核定報告、評估訴訟風險、反饋調解意愿。中證資本市場法律服務中心組織調解及法院司法確認均全程在線完成，調解過程便捷高效。

該案為上海金融法院與中證資本市場法律服務中心合作，妥善化解涉退市公司證券群體性糾紛的典型案例。法院協同調解組織審慎評估，運用“時間換空間”調解模式促成約85%的案件柔性化解，有效平衡了投資者權益保護與企業穩定運營。糾紛化解過程中，法院與調解組織充分運用數字平臺，為當事人提供全方位智能化解紛服務，切實以數字賦能提升群體性糾紛化解質效，降低投資者維權成本，不斷增強當事人調解獲得感。

某機械公司系全國中小企業股份轉讓系統（以下簡稱“新三板”）掛牌公司，邵某為該公司實際控制人之一。2015年，某機械公司定向增發股票。2020年，中國證監會作出行政處罰，認定邵某等人于2015年8月至2015年9月期間對某機械公司進行了股價操縱，即通過其控制的證券賬戶大量連續主動買入，以主動與做市商成交，迫使做市商不斷提高雙向報價中樞的方式對某機械公司股價進行操縱，影響了該股交易量，也對其價格走勢產生了重大影響。投資者認為，某機械公司和邵某操縱證券交易市場的行為直接導致其參與定向增發認購價格過高而遭受了巨大的損失，故起訴至上海金融法院，要求兩被告承擔賠償責任。

該案系采用“明晰規則+強化指導”方式成功化解的首例新三板操縱證券交易市場責任糾紛。上海金融法院選定首案作為示范案件精心審理，通過示范案件首次明確新三板定增索賠裁判規則：定向增發不適用“欺詐市場理論”的因果關系推定，投資者需舉證交易與操縱行為的關聯；損失計算以專業評估機構核定的公允值為基準。判決后，上海金融法院向調解組織專題解讀法律適用要點，確立賠償標準與調解方向。針對后續投資者起訴的同類案件，上海金融法院聯合中證資本市場法律服務中心開展“雙軌調解”：一是向投資者釋明示范判決中操縱行為與定增定價的關聯性論證邏輯，消解其對損失核定的疑慮；二是向邵某闡釋行政處罰證據與民事賠償的銜接規則，促其認可評估報告的科學性。最后依托上海法院一站式多元解紛平臺，實現調解協議在線簽署與司法確認無縫銜接。

該案是上海金融法院首次將全鏈條群體性糾紛化解機制運用至新三板操縱證券市場糾紛。該案典型意義在于，一方面通過示范案件的精心審理確立裁判規則，為多層次資本市場侵權賠償提供方法論樣本。另一方面通過對調解組織全程指導凸顯司法助力調解的深度。法院提供裁判規則解讀、法律要點提示、調解風險評估等全方位指導，調解組織積極參與調解過程，成功促成后續案件化解。